CantoVerse｜撐！香港樂壇 特別企劃 唱與演之間

CantoVerse《唱與演之間》｜盧巧音

演過別人的人生之後，再唱回以前的自己——一首歌會不會跟着人一起長大？

我們想邀請 Candy 談的，不只是演戲與唱歌之間的技巧，而是一個人走過二十多年之後，作品如何因為她的經歷、理解和重新演繹，慢慢得到新的生命。

這是一個邀請，不是一篇已經完成的答案。

我們正在籌備 CantoVerse《撐！香港樂壇》的特別企劃——《唱與演之間｜Between Role & Voice》。

這個企劃不是想問：

「演戲有沒有令你唱歌唱得更好？」

如果答案這麼簡單，其實沒有做這個企劃的必要。

我們真正想追的是另一件事：

一個人演過不同角色之後，會不會改變她理解一首歌的方法？

一個歌手唱過別人寫的「我」之後，那個「我」會不會慢慢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而當二十多年過去，歌手再唱回同一首歌——

那首歌，還是不是原來那首歌？

或者更準確地問：

一首歌完成之後，究竟還會不會繼續長大？

這是我們想邀請 Candy 一起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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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演員拿到劇本，歌手拿到歌詞

Candy 真正令我們對這個題目感興趣的第一個原因，不是《好心分手》。

而是她真的演過戲。

不是偶爾客串。

而是在《十二夜》、《順流逆流》、《六樓后座》、《六壯士》等作品裏，真正建立過不同角色，亦曾多次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及金馬獎演技提名。

其中《十二夜》有一個我們尤其在意的例子。

多年後，編導林愛華重新看 Candy 飾演的 Heman，發現其中一句原本沒有被刻意設定成愛意的對白，經過 Candy 的演繹之後，竟然多出了一層曖昧的可能。

劇本沒有明寫。

但演員讓觀眾感覺到了。

這件事令我們想到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演員會替劇本補上沒有寫出來的東西。

那歌手呢？

當黃偉文寫下一句歌詞，文字本身只提供了角色的一部分。

她之前經歷過甚麼？

她是真正放下了，還是在逼自己放下？

一句決絕的說話，背後其實是冷，還是因為太痛，所以必須講得硬？

這些事情，歌詞未必全部寫出來。

所以我們很想問 Candy：

你唱一首歌時，會不會也像演戲一樣，替歌詞裏面的「我」補上一段沒有寫出來的人生？

如果會，那麼歌手其實不只是把文字唱出來。

她也參與建立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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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電影裏的角色有名字，歌曲裏卻只有一個「我」

這也是「唱」與「演」之間一個很微妙的分別。

Candy 演《十二夜》，觀眾知道那是 Heman。

演《六樓后座》，我們知道那是一個電影人物。

即使角色演得再真，戲完了，我們仍然知道：

角色不是演員本人。

但歌曲不是這樣。

《垃圾》。

《好心分手》。

《三角誌》。

歌詞裏沒有另一個角色名。

封面上寫的是：

盧巧音。

當一個歌手把別人寫的「我」唱得足夠真，我們很容易開始把兩者重疊。

不是只覺得：

「Candy 把這個角色唱得很好。」

而是開始覺得：

「盧巧音就是這種人。」

這件事本身可以是一種極成功的表演。

但它也令我們想知道：

當大家開始用一首歌裏面的角色理解真正的你，對歌手而言，那一刻發生的是甚麼？

我們不想預設它是成功，還是代價。

我們更想知道：

一個歌裏面的「我」，究竟在甚麼時候開始有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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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好心分手》不是一句「真人真事」可以解釋完

《好心分手》之所以適合放入這個企劃，不只是因為它紅。

反而是因為它身上同時存在幾件看似矛盾的事。

Candy 後來曾經很坦白地談過，當年團隊確實希望作品可以去到一個更大的位置；她亦說，當時自己的創作能力未去到某個程度，所以會找朋友幫忙。

《好心分手》和《三角誌》，結果真的做到。

即是說，它不是一首完全沒有商業意識、偶然流出來的作品。

它有清楚的流行音樂製作。

有作曲。

有填詞。

有市場判斷。

有希望作品走得更遠的 ambition。

但一件經過高度設計的作品，是否就因此不真？

我們反而覺得不是。

因為藝術上的「真」，未必等於：

每一句都是歌手真人日記。

有時候，一個創作人拿到的可能是一種情緒、一種氣質、一個人生階段，再把它寫成一個比真人更完整的角色。

歌手再把那個人唱活。

最後，聽眾再將自己的經歷放進去。

所以我們真正想問 Candy 的不是：

「《好心分手》有幾多 percent 是你真人真事？」

而是：

你第一次收到這首歌的時候，有沒有覺得歌裏面的那個女人很像自己？

又有沒有一些地方，其實完全不是你，需要你慢慢理解她？

如果一首歌裏既有創作人的設計，又有歌手真正放進去的感情——

「commercial」和「真」，也許根本不是相反的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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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但 Candy 不只是替別人建立角色，她亦建立過自己的世界

如果整個故事只停在《好心分手》，其實我們又會犯同一個錯：

再次用一首代表作去定義盧巧音。

所以《天演論》對我們很重要。

到了《天演論》，Candy 不再只是站在作品的最後一站，把別人交來的歌曲唱好。

她更深地參與音樂製作、作品概念和整體方向。

而且這張作品並不是簡單地寫：

我發生過甚麼。

它談的是更大的世界。

生命。

文明。

宗教。

人如何存在。

這反而令我們重新理解「唱自己」這三個字。

也許「唱自己」不一定只等於 autobiographical。

一個人選擇關心甚麼。

怎樣看世界。

怎樣建立聲音。

怎樣拒絕重複自己最成功的模式。

這些全部都可能是自我表達。

所以我們很想問：

對 Candy 來說，「唱自己」一定要唱自己真正發生過的故事嗎？

還是當作品的世界觀本身就是你的，那已經是另一種更深的「自己」？

這亦是《唱與演之間》很想理解的事：

角色與自己，真的有一條那麼清楚的界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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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離開表演之後，留下來的是甚麼？

Candy 的故事後來沒有沿着一條典型的「愈紅愈做得多」路線走下去。

她曾經退後。

做幕後。

重新整理生活。

重新面對自己的唱歌。

跑步。

再做作品。

而在回望那些經歷時，她曾經講過一句很簡單的話：

「我想唱歌。」

我們很喜歡這四個字。

因為它把很多東西拆掉了。

沒有「代表作」。

沒有排名。

沒有紅館。

沒有「復出」。

甚至沒有「盧巧音」這個公眾角色。

只剩下一個人和唱歌本身。

所以我們開始看到另一條很有意思的心路：

最初：

我想唱。

成為職業之後：

有些時候可能變成——

我要唱。

走過很多事情之後：

最後又回到——

我仍然選擇唱。

三句看起來只差一點點。

但其實是三種完全不同的關係。

而當唱歌的人本身已經變了，同一首歌又怎可能完全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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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同一首《好心分手》，其實已經不是同一次表演

這也是伍佰那個故事對我們最有意思的地方。

2008 年，Candy 到伍佰香港演唱會做嘉賓。

彩排《好心分手》時，伍佰沒有叫她唱得更悲傷。

反而叫她再 cool 一點。

像站在歌迷旁邊，把一個故事說給他聽。

對一個真正拍過戲、懂得建立角色的表演者來說，這個提醒很有意思。

因為它好像在說：

表演得更成熟，不一定等於放更多情緒進去。

有時候，是知道甚麼時候可以拿走。

Candy 後來亦曾形容，《好心分手》有一段時間唱得太多，感覺像「交差、交功課」；再過一段人生之後，重新唱它，卻變成「分享」。

歌曲沒有換詞。

旋律沒有改。

但「交功課」和「分享」，根本不是同一次表演。

所以我們尤其想問：

當你今日再唱《好心分手》，你還需要重新成為當年歌裏面的那個女人嗎？

還是今日的 Candy，已經可以站在她旁邊，把她的故事說一次？

如果答案真的變了——

那變的是歌手，還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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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到了《時間綫》，連以前的自己都可能變成角色

Candy 近年的《時間綫》系列，令這件事更加有意思。

今日再唱《垃圾》。

再唱《好心分手》。

再唱《自戀影院》。

當然可以叫「唱舊歌」。

但如果從演員的角度看，事情可能沒有這麼簡單。

演員二十多年後重新演同一個角色，我們會說：

重新詮釋。

但歌手二十多年後再唱同一首歌，我們通常只說：

重唱。

兩者真的差那麼遠嗎？

二十多歲的 Candy，對今天的 Candy 來說，已經是一個不能真正回去的人。

她當時的：

• 愛情觀
• 野心
• 恐懼
• 自信
• 脾氣
• 對唱歌的理解
• 對「盧巧音」這個名字的理解

都可能已經不同。

那麼今日再唱以前的歌——

是在回到以前的自己？

還是在用今天的人生重新理解她？

甚至：

以前的自己，會不會有一天也變成一個角色？

這是只有同時真正走過「唱」和「演」，又走了足夠長時間的人，才特別值得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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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所以，一首歌完成之後，究竟還會不會繼續長大？

走到這裏，我們才真正回到最初那條問題。

2002 年，《好心分手》錄完了。

歌詞定了。

旋律定了。

錄音也定了。

從製作角度看，作品已經完成。

但之後二十多年：

Candy 繼續活。

創作人對作品的意義留下來。

Candy 每一次重新唱，又增加新的表演經驗。

歌手對作品的距離改變。

聽眾亦一路長大。

可能有人二十歲聽，只覺得：

好聽。

三十歲經歷過某段關係之後，再聽突然明白：

原來這句是這個意思。

四十歲再聽，又可能變成另一回事。

歌一個字都沒有改。

但人已經不是同一個人。

所以我們很喜歡這個可能：

歌曲之所以耐聽，未必因為它永遠沒有變。

也可能正正因為它有能力陪着人一起變。

創作人完成了它。

歌手活過它。

聽眾把自己的生命放進去。

時間再不斷替它增加新的意思。

那麼一首歌真正「完成」的時間，究竟在哪裏？

也許從來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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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正想和 Candy 談甚麼？

以上的資料，只可以告訴我們發生過甚麼。

但真正重要的地方，公開資料答不到。

我們最想和 Candy 談的，其實是一條一路向前走的對話。

1｜演一個角色，和唱一個「我」，在你心裏究竟有甚麼分別？

你演《十二夜》時，可以替文字加上劇本沒有寫明的 subtext。

唱一首別人寫的歌時，你會不會做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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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好心分手》第一次來到你手上時，那個女人對你來說是誰？

她有多少像當時的 Candy？

又有多少地方，其實是你要慢慢進入的一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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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全香港都相信了這個「我」，歌曲是否開始擁有自己的生命？

當聽眾把自己放入歌裏，又反過來把歌裏面的女人理解成「盧巧音」——

你有沒有覺得一首歌到了某一刻，已經不再完全由創作人和歌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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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天演論》，「唱自己」是不是已經變成另一件事？

如果不是唱自己的真人故事，而是由自己的世界觀、創作判斷和價值建立一整個作品世界——

這是否反而是另一種更接近自己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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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當你自己變了，舊歌也會跟着變嗎？

由「交功課」到「分享」。

由要進入角色，到可能只是站在旁邊講故事。

同一句歌詞，經過不同人生再唱，作品是不是已經增加了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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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首歌完成之後，究竟還會不會繼續長大？

如果歌手在變，聽眾也在變，甚至連以前的自己都慢慢變成只能重新理解的人——

一首真正有生命的歌，會不會根本不是在發行那一天完成？

而是在之後每一次重新被唱、重新被聽、重新被理解時，

繼續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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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仍然希望問每一位《唱與演之間》的參與者同一條問題：

「你唱一首歌時，歌裏面的『我』，是你自己，還是一個角色？」

而對 Candy，我們還想再加一句：

「如果以前的自己有一天也變成角色，那今天的你，是在重新演繹她，還是在陪着那首歌一起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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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 CantoVerse 想做這件事？

CantoVerse《撐！香港樂壇》想做的，從來不只是告訴大家：

這首歌很好聽。

這個歌手唱得很好。

這個填詞人很厲害。

這些都重要。

但如果廣東歌是一件藝術作品，它背後應該不只有 credit 和播放數字。

它有人。

有人寫過。

有人唱過。

有人演過。

有人在不同人生階段重新理解過。

亦有人在十年、二十年後，突然聽懂了一句以前只覺得「好聽」的歌詞。

我們希望做的，是把這些生命重新放回歌曲裏。

讓歌手不只是一把聲。

讓創作人不只是一個名字。

讓歌曲不只是一段三、四分鐘的錄音。

因為：

錄音可以在某一天完成。

但作品和人的關係，未必要在同一天結束。

這也是我們所理解的：

讓一首歌走得更遠。

不一定只是讓更多人聽見。

有時候，是讓一個已經聽過的人，

有理由再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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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Candy 的邀請

如果 Candy 覺得以上問題值得談，我們希望邀請你參與 CantoVerse 特別企劃：

《唱與演之間｜Between Role & Voice》

形式是一場約 20–30 分鐘的 online conversation，時間可以完全配合你的安排。

這是一個獨立 editorial project，並非品牌贊助、付費宣傳或商業代言合作。

我們做以上研究，不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答案。

而是因為研究到最後，反而發現有些最重要的事情，只有 Candy 自己可以告訴我們。

例如：

第一次拿到《好心分手》時，那個「我」到底離你有多遠？

演過不同角色之後，你有沒有開始用另一種方法理解歌曲？

二十多年後再唱以前的作品，你腦裏面對的是歌裏的人，還是以前的自己？

今年10月，Candy 將帶着 The journey continues... “Listen” 到多倫多及溫哥華。

所以我們並不是想回顧一段已經結束的音樂生涯。

恰恰相反。

我們想談的是：當旅程仍然繼續，一首已經唱了二十多年的歌，今天還會不會長出新的意思？

這些答案，資料找不到。

所以這一頁不是結論。

它只是把問題帶到 Candy 面前。

剩下來的故事，我們希望由你自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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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oVerse《撐！香港樂壇》

讓一首廣東歌被聽見，也被理解。

讓一首已經聽過的歌，有理由再聽一次。